美国最高法院：缩减诉讼权利，受害者维权更难
美国最高法院近期做出的一系列裁决，正在深刻改变个人对抗政府官员及大公司违规行为的能力。虽然舆论焦点多集中在有关身份政治与选举权的“重磅”裁决上，但几项看似不起眼的判决，实则悄然抬高了公民维权的门槛。
1. 囚犯维权受阻：Landor v. Louisiana 案
最高法院以 6-3 的投票结果裁定，根据《宗教土地利用和受监禁者法案》（RLUIPA），囚犯不能因宗教自由受损而向监狱官员寻求个人损害赔偿。
- 案情背景： 拉斯塔法里教徒 Damon Landor 因宗教誓言留发，却被狱警强行剃光。
- 核心影响： 法院认为 RLUIPA 未明确规定官员需承担个人赔偿责任。批评者指出，这使得法律对官员失去约束力，囚犯即便权利受损也往往“投诉无门”。
2. 跨国诉讼收紧：Cisco Systems 案
同样以 6-3 的票数，法院限制了外国人利用《外籍侵权索赔法》（ATS）就国际法违规行为在美国起诉美国企业的可能性。
- 案情背景： 法轮功学员指控思科（Cisco）向外国政府提供监控技术，协助对其进行迫害。
- 核心影响： 法院多数派认为，此类复杂的国际纠纷应由政治部门而非美国法院处理，进一步关闭了利用美国司法系统追责跨国企业行为的渠道。
趋势分析：
法律专家认为，这些裁决并非孤例，而是延续了自 2018 年以来的保守派司法趋势：
- “去诉讼化”： 最高法院正系统性地缩减个人寻求损害赔偿的权利，特别是在对抗边境巡逻人员、政府机构及大型企业时。
- 权力的屏障： 这种趋势实质上削弱了个人通过法律手段制衡权力者的能力。在最高法院看来，这是对国会立法本意的严格回归；但在批评者眼中，这无疑是在为权力的滥用留出“免责地带”。
随着后续更多重磅裁决的出炉，美国司法体系对公共责任的定义正发生深远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