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另一个选举问题

都说美国人热爱工作，或许正因如此，他们把投票这项公民基本义务，也变成了一项极其繁重的工作。

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一个热心政治的市民今年可能已经投了六次票；加利福尼亚州的选民在11月投票时，需要从三个不同角度去衡量一项财产税；而在人口仅200万的爱达荷州，选民不仅要选出49名法官和一堆县验尸官，还要投票决定哪款枪支能成为该州的“官方州枪” [1]。

当舆论都在关注选举舞弊、规则是否被破坏时，一个更本质、更平庸的问题却被忽略了：美国的投票制度真的合理吗？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将如此多的决策直接交由普通民众决定 [1]。

美国选民不仅要选举总统和议员，还要选法官、警长、验尸官和学区委员。通过“选民提案（Ballot initiatives）”，他们还要对各种奇特或专业的议案表态——从色情片演员是否必须佩戴避孕套，到复杂的处方药定价机制 [1]。

人们默认“投票越多，民主越健康”。然而，长得像圣经一样的选票往往适得其反，不仅降低了政府效率，还削弱了问责制 [1]。

这种“选举泛滥”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 [1]：

这两次变革的初衷，都是为了制衡精英和政党对政府的过度控制，希望通过“将权力分散给人民”来实施监督 [1]。但如今，这一制度正走向失控。

美国目前共设有约 500,000个选举官职，人均拥有的民选官员数量大约是英国的5倍 [1]。

即使拥有3.4亿人口，美国也无法为如此多的官职找到足够的候选人。根据在线选举数据库 Ballotpedia 的分析，在2018年至2025年期间，近三分之二的候选人是在无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自动当选的 [1]。

与此同时，美国约有一半的州允许公民通过收集足够签名的形式，将提案直接付诸公投。这些原本应由立法机构决定的专业问题，如今全被推给了选民。《经济学人》分析了过去30年里1,728项选民提案，涵盖了从税收到争议性社会议题的方方面面 [1]。

要求任何一个普通人对选票上的每一项内容做出明智决定，都是不现实的。

官员太多，无法问责：因为民选官职太多，选民根本分不清谁该为哪项政策负责。哪怕是地方治理专家，也很难判断一个县审计长是否称职 [1]。遇到不熟悉的职位，选民在投票时基本处于“盲飞”状态 [1]。
提案门槛过高，沦为“天书”：《经济学人》对2000年以来加利福尼亚州的130项提案文本进行了语言复杂度分析，发现绝大多数提案需要大学以上的阅读理解水平才能看懂，其中四分之一甚至需要研究生学历 [1]。而现实是，美国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的公民仅占三分之一 [1]。
专业决策带来长期隐患：让普通人充当“专业评委”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1992年，科罗拉多州选民通过了著名的《纳税人权利法案》（TABOR），该修正案将州财政收入增长与通胀挂钩 [1]。结果，由于医疗保健等民生服务的成本上涨速度远超通胀，该州在某些年份不得不向纳税人退税，同时却被迫削减公共服务 [1]。

从理论上讲，选民提案让无法说服立法机构的群体有了直接诉诸选民的途径。但如今，这早已不再是昔日那种由志愿者推动的“草根运动” [1]。

今天的提案公投是一场高度商业化的资本博弈。企业、工会、意识形态组织或富豪雇佣专业的签名收集公司和咨询顾问来操纵议题。“没有雄厚的资金，你根本无法让提案登上选票。” [1]

以加利福尼亚州最初的财产税提案为例，它并非源自民间草根，而是由一家医疗保健工会发起，并由资深律师起草。而反对该提案的阵营则主要由亿万富翁资助，其中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一人就为此倾注了8200万美元 [1]。

随着选票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晦涩，并且越来越容易受到利益集团的操纵，部分州已经开始尝试踩刹车。例如，马萨诸塞州已提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旨在改革选民提案程序 [1]。

然而，政治家们往往不敢轻易行动。他们害怕被贴上“剥夺选民权力”的标签，更不愿主动减少民选官职的数目——因为那无异于亲手砸掉自己的饭碗 [1]。

想要让政府更高效、官员更具公信力绝非易事。或许，这些改革方案最终又得交由选民自己去投票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