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兰新片《奥德赛》：时代滤镜下的古希腊“魔改”史诗
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执导的史诗巨作《奥德赛》（The Odyssey）自上映前便引发了铺天盖地的争议。从饰演海伦的演员肤色太黑，到奥德修斯头盔上的羽饰太红；从士兵们酷似“蝙蝠侠”的黑色盔甲，到奥德修斯的儿子吐出“Dad”（老爸）这样过于美式的现代词汇，无一不被网友口诛笔伐。YouTube预告片下方甚至有差评调侃道：“哪怕是在飞机放这片子，我都想中途起立离场。”
影片本身也未能打消人们对“时代错乱”的担忧。从场景到心理刻画，它呈现的更多是现代西方，而非古希腊。电影对剧情进行了惊人的魔改，将古希腊那位本充满缺陷的经典英雄奥德修斯，强行塑造成了一个扁平的现代“好人”。他所有的恶行都被解释为药物滥用或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过度诊断”的流行病显然已经蔓延到了古希腊的伊萨卡海岸。而结局中他被射得像圣塞巴斯蒂安一样满身是箭的画面，更是荒谬至极。
片中的视觉美学同样令人出戏：
- 盔甲与士兵：身穿优雅深灰色盔甲的士兵不像是远古战士，倒像《战锤》（Warhammer）游戏里的玩具。
- 宫殿与居所：昏黄烛光下的宫殿不像军阀的巢穴，更像现代的精品设计酒店。
- 浪漫沙滩戏：在女仙卡吕普索（查理兹·塞隆 饰）与奥德修斯（马特·达蒙 饰）的沙滩对手戏中，奥德修斯毫无痛苦流亡的悲怆，反而像是在加勒比海度蜜月（两人还穿了许多时尚的亚麻衣服）。至于那个独眼巨人，更是惨不忍睹。
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时代的《奥德赛》
这种“魔改”虽让人恼火，但并不罕见。每一次对古老文本的改编，其实都是它所处时代的镜子。
- 古雅典时期：古雅典人将荷马史诗改编成了心理刻画入微的悲剧。
- 18世纪：亚历山大·蒲柏的译本让奥德修斯听起来像个温文尔雅的启蒙运动诗人。
- 1922年：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则注入了性、意识流以及现代主义文学标志性的“无聊”。
因此，诺兰的重塑完全符合这一历史传统。这部电影显而易见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女性角色频繁发表女权主义宣言（这在古希腊绝非主流）；特洛伊战争的起因被归结为“为了改善贸易路线”，仿佛阿伽门农不是古代最凶残的恶棍之一，而是一个无辜的自由贸易倡导者。
当然，经典改编向来拥有极大的自由度，因为《奥德赛》本身就包罗万象。在最著名的桥段中，普罗透斯神能化身为狮、蛇或流水；而《奥德赛》本身甚至比神明更具流动性。在它诞生后的三千年里，它已经从一部史诗演变成了一个名词（odyssey，意为漫长而艰难的旅程）和一个形容词（Odyssean，奥德赛式的）。它被改编成戏剧、电视剧、小说，甚至成人电影；它成为了月球着陆器（IM-1“奥德赛”号）、一颗小行星和一款身体乳。
为什么《奥德赛》这么难拍？
虽然诺兰擅长处理宏大且棘手的主题——他此前的电影《奥本海默》在全球斩获了近10亿美元票房——但他显然也在这部新片中发现，《奥德赛》绝非易事。
原著本质上是一场水上“公路旅行”，但它同时交织着性与海怪、父与子、夫与妻的复杂关系。其结构极其曲折：身为主角的奥德修斯在全书前四卷甚至没有出场；许多人们熟知的经典桥段，在原著中往往只是一笔带过（例如塞壬女妖仅占了约60行，食莲人也只有20行左右）。正如诺兰所说，它是“最原始的非线性叙事”；古典学者艾米丽·威尔逊也评价其“极其复杂”。
作为西方文学的奠基之作，《奥德赛》的影响力如今已彻底超越了其前传《伊利亚特》。它是企鹅经典出版的第一本书。它虽只有1.2万行，但在大英图书馆搜索“Odyssey”能得到3.4万个书名（几乎每行诗对应3本书），而“Iliad”仅有9000个。
我们在争论《奥德赛》时，其实是在争论自己
电影引发的争论恰恰证明了《奥德赛》生命力的不朽。对待这些争议有两种视角：
- 死磕史实：这些批评不无道理——在荷马史诗中，海伦拥有“白皙的双臂”；奥德修斯可能并没有戴红羽头盔（那是斯巴达人的习惯）；古希腊盔甲是青铜制的，而非蝙蝠侠式的黑色；奥德修斯的儿子更不可能叫“Dad”。正如剑桥大学希腊语教授蒂姆·惠特马什所说：“古希腊人说的是希腊语。”
- 时代映射：将其视为《奥德赛》极高延展性的体现。在这个对美式文化输出敏感的时代，人们会对古希腊出现的“Dad”感到愤怒；在担忧畸形男性气概的当下，人们会为过于硬核的黑色盔甲感到焦虑；在种族议题割裂的今天，人们会为演员肤色争吵不休。
每一代人都在按照自己的形象重塑《奥德赛》：你配得上怎样的时代，就会得到怎样版本的《奥德赛》。聪明且好斗的古雅典人将其改写为聪明且好斗的悲剧；现代主义者将其转化为现代主义的诗歌与散文；而今天这个流于表面、视觉至上的现代世界，则将它变成了社交媒体上的口水战和一个滑稽的独眼巨人——这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时代悲剧。